政府管市场，想管也管不住，因为监管当局没有信息优势，官员也不比金融家更聪明。

大量农民工在城市打工，他们在年轻时在此地交的社保，可以维持或供奉这么高的城市社保。同时，很多新的法规和制度抑制了企业的调整空间和成本弹性，会带来很多问题。

不转也不行了，是城市化这个过程逼迫你要转。所以新加坡始终是亚洲高端制造业的中心，现在还是。同时，政府为了顾及城市化中的运营费用，各种成本的提高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财政收支结构调整。从战略角度看，经济适用房模式必须是中央政府去选择，如果放任各个地方去做，这个事肯定做不成，地方政府自然选择的是香港炒房炒地的模式，其实是饮鸩止渴。随着市场化改革，中国在90年代是制造业的黄金期，这不仅是从表象看，还可以看政府的两个指标，政府的财政支出40%以上是用于生产基建，后来逐步下降，但仍然维持了较高的水平。

很多发达地区已经发现，只要企业、制造业转移走，很多社保的钱都支付不起了。但亚洲有一个很奇异的地区就是香港。企业破产没有法内障碍，有的是法外障碍2008年是金融危机最为肆意汹涌的一年，也是被寄予厚望的新《破产法》完整施行的第一个年头，这两个条件几乎铁定了2008年破产立案的数据要比2007年有大幅上升。

如果依法破产，职工安置费用是由失业保险基金等社会保险基金支付，或由各级政府承担。因此上述规定一出台即饱受争议，被指责存在违背破产法基本原则、损害债权人利益、违反担保法等问题，在新破产法立法中引起一些立法者尤其是债权人方面的强烈反对，坚决主张废除。随着中国经济进入调整期，积压了多年的破产案件在2001年达到高峰，这可算是正常点了，但是此后又开始人为打压，所以中国企业破产数据才会在2001年之后剧烈下降。银行障碍 除政府和法院外，阻碍企业申请破产的还有银行。

这实际规定了企业要获得银行的点头同意才能破产。曹思源告诉《法人》记者，问题的源头是政府要优先安置工人，问题的结果是工人得不到钱，老板逃跑了，结果与愿望相反。

除了法院依职权宣告破产外，曹思源认为，没有规定个人破产和地方政府破产制度也是新破产法的重大遗憾。2007年新《破产法》的正式施行并没有让破产数字产生较大变化，反倒2008年的破产数字比2007年又有所下滑。银行是利益一方，由银行行使企业破产立案否决权，显然有失客观，这个否决权的行使应该交由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方。从政府来说，在很多地方政府官员眼里，破产不是光彩的事情，有损于政府政绩提升，所以害怕破产、不敢破产。

曹思源指出，政府想用破产财产优先安置职工的用心是好的，但是存在逻辑性问题。而且曹思源告诉《法人》记者，上述两个通知虽然适用于政策性破产的国有企业，但是实践中规模较大、银行贷款较多的其他企业破产也都参照该文件精神。国务院有关领导人一听果然很震惊，于是赋予了银行监督企业破产的权利。曹思源指出，这与破产法律公布后没有进行有效地普及和宣传有关，今后要破除阻碍企业破产的这些法外障碍，一定要加强对《破产法》的普及和宣传。

但是主动发现企业破产迹象对法院来说是不是一个难题？如果法院没有这方面的渠道，即使规定法院依职权宣告企业破产的权利也无法实际发挥作用。这是个让人大跌眼镜的数据，保守地估计，2008年中国至少有10万家企业在金融危机的大潮中黯然倒下，为什么只有区区2955家企业走上了破产程序？谁剥夺了企业破产的权利？《破产法》（试行）主笔起草人、北京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所长曹思源接受了《法人》记者独家专访，为我们解读中国倒闭容易、破产难的怪异现象。

但是曹思源指出，让银行监督企业破产又出现了一个逻辑问题。曹思源告诉《法人》记者，根据这两个通知，企业破产财产要优先用于职工安置费用，实际上等于用债权人的钱来安置职工。

但是遗憾的是新破产法并没有废除上述两个通知，而是规定在本法施行前国务院规定的期限和范围内的国有企业实施破产的特殊事宜，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办理。不愿意让企业破产是颠倒的政绩观。曹思源感叹，破产制度已经在新中国发展了二十年，但是很多官员依旧将其视为洪水猛兽，并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止，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银行争取到这个权利也很简单，就是向国务院反映一下，很多企业并不是真的破产，而是假破产，真逃债。曹思源认为，企业破产没有法内障碍，有的是法外障碍在全球经济萎缩的前提下，制造产能增加后，给谁生产、东西卖给谁？这么多的运输容量把货物运给谁、往哪里运？在国内外消费都下滑的情况下，继续扩大工业投资、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是低效的做法。

那么，去年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以及最近出台的十大行业振兴计划，是深化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向内需转型，还是相反呢？ 去年4万亿资金主要是用在基础设施上，包括铁路、公路、机场与地铁，而十大行业振兴计划到最后是增加中国的工业制造产能。学苏联的结果是，老百姓除了双手和勉强的居住条件外就没有属于自己的东西。

所以，这次危机之后的制度争论，不是围绕市场经济是否要被权力指令经济取代，而是围绕监管的边界要往哪里延伸、延伸多少的问题，监管不等于指令经济。到1980年，发展中国家的国企平均占本国总产出的25%以上。

于是，以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作为起点，随后是美国、英国、西欧、东欧国家在80年代初跟上，在全球范围内普遍进行大规模私有化，逆转二战之后的国有化运作，放松政府管制，还回市场的空间。但是，在这个思路混杂的时期，我们尤其要把握什么制度更能与人的本性相恰。

改革开放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尽量自由的市场经济，而不是政府无所不管的经济。回想起来，当时不就是因为一个苏联的经历，然后，全球各国都去学吗？以至于几十年后，各个国家又都去私有化，逆转当初的所做。政策惯性与转型困难 在中国，应该做的还是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1917年，苏联革命成功，接下来对生产资料进行国有化、对土地集体化。

过去30年的中国经历是：政府从经济退出越多，市场空间越大，经济活力就越高，增长速度就越快。有什么比基于个人自由选择、个人创业自由的制度架构更能最大化个人幸福，发挥每个人的创造力，带动整个社会增长的呢？ 可是，一场由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一来，我们就失去理性判断所要求的平衡和冷静。

运输业总额中，国营企业已占62％，公私合营占36.4％，私营仅占1.6％。到1952年底，全国80%的重工业和40%的轻工业被收归国有，国营在商业领域也占有了50%的营业额。

这样做的最终结果，一是牺牲就业的增长，二是抑制民间收入的增长，从而对民间消费的长期增长不利。而中小企业又偏偏是非农就业的主力军，给全国非农就业的贡献率超过3/4，所以，在中小企业的融资变得相对更困难之后，老百姓就业的挑战更大。

连西欧也都在二战后学着苏联的某些做法，让国家成为一些行业的所有者和直接经营者，英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等都推动过国有化。所以，中国今天的实力恰恰证明了市场经济的力量，不是验证了大政府主义的好处。只是这样做，不仅强化过去的投资驱动、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而且也强化国有经济的分量，变相打击了过去30年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领域——民营中小企业和个体经济，让中国市场化改革受挫。在中国，自1950年代初，先是没收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等私人财产。

到今天，中国和美国的经济体制差别，不在于政府指令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差别，而是存在于市场与政府的边界划在哪里，是一个量的差别，不是质的差别。到文革结束的1976年，个人经营性财产全部灭绝，人们的生活资源也全部由国家和集体提供。

但是，到了1980年代，从苏联到中国、拉美、东欧、西欧，各个国家都因为国有企业的长期亏损而出现财政危机，几乎在同一时期认识到政府不能再经营企业、管制经济了，效率太低并同时带来更多的不公平。1930年代的教训 围绕市场经济与指令经济的争论，这不是第一次。

这些国家中，不少是在1945到1960年间从殖民地中独立出来，然后将外国人在本国的资产没收并国有化，如伊朗的油田、委内瑞拉的油田、矿产与银行等。二战结束之后，全球各地兴起模仿苏联政府指令经济的运动。